您好,欢迎浏览国际汉语教育网 各地教学中心

名家观点

杜荣:对外汉语教学早期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0/9/19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们去采访了杜荣先生与林焘先生。北大燕南园,冬日静默中的老房子。 
      杜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特意由林先生陪着,一起回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记忆有点不太好,说过的话,隔了两分钟又说一遍,再隔一会,又说一遍。林先生于是提醒她,这个你已经说过了。杜先生毫不在意,像个孩子似的自说自话。而林先生的精神和思维都还很好,他一边补充杜先生的回忆,一边和杜先生争论各自记忆的准确性。就这样说了近一个小时,虽然并没有采访到许多内容,可是仍然觉得很好。这是一对平和温暖、恩爱到老的夫妇。
      房子里面很安静,低垂的白纱窗,冬日暖阳静静照射。四四方方的写字桌,书柜里满柜的旧书。房子并不大,然而温馨和美。说起多年前的事情,他们仍会相视一笑。许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楚年月了,可是说到家里的事情,一些细节反倒记得清楚。他们是1944年燕京大学同学,一个国文系,一个西语系。毕业后随大学避难四川,结婚生子,后回北京,经过反右、饥馑、文革,终于安定一生。到今年,已经快六十年了。
      在我这样的年纪,真的很难想象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生活六十年。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可是真的眼见了这样的幸福,又觉得人世漫长,岁月静好,原来又是如此近在身边,自然而然。   
      问:杜荣先生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在我们所有的采访对象中,您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时间最长,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首先想请问您,作为燕京大学西语系的毕业生,最初您是怎么走上对外汉语教学的道路的呢?
      杜荣:我是1938年入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延期到1944年才毕业。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当时他(指林焘先生)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学校来了一批美国学生,正好需要一个懂英语,又懂普通话的人来教书。因此就请我出来任教。没想到这一教,便教了一辈子。
      问: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呢?
      杜荣:当时中国有许多美国军人,这些美国军人的家属在中国生活,需要学习汉语。但是北京没有专门的国际学校,于是就送来燕京大学。这就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在这以前我也没教过外国人学汉语。怎么教呢?我只好在图书馆找了一本外国人教汉语的书,是一本法国人编的教材,用法语写的。当时的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我教的时间也并不长。到1948年,学生就比较少了,只有两三个。这就是最开始的学生的情况,他们大多不是专门学汉语,而是因为在中国生活,所以学一些汉语。所以我有时也拿报纸作为教材,把报纸翻译成英文给学生讲。
      当时的燕京大学规定:夫妇俩必须有一个全职,一个半职。这样才能分出一个人来料理家务。当时他是全职,所以我不是全职,而是半职。
      问: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您来任教呢?和您所学的英语专业有关么?
      杜荣:是,因为学生完全不懂中文,老师一开始只能全部用英语来解释,来教课。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在英语水平方面就比不上西语系的学生。于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便希望我来教。当时学生也不多。后来解放了,美国兵撤退了,学生就减少了。
      林焘:我来插一句。当时不只是燕京大学,老北大、清华当时也有外国学生学中文。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顺便学习中文。那时朱德熙在清华,他也教一两个外国学者。不过当时燕京大学收的外国学生数目最多。再往前一点,也有少量的外国人学中文,在我上学时就有,但不是这样正式地教学。而是由学校找老先生教古文。后来才慢慢改成这样。
      问:当时就您一个人教么?
      杜荣:是啊。因为学生很少。
      林焘:所以她生孩子休产假的时候,我还替她上过两个星期的课。那时的对外汉语教学很零散。不像现在有个组织来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附属在中文系下面。解放前就是这个情况。
      问:解放后,从1950年,清华大学成立东欧留学生交换班,从这一年开始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么?
      杜荣:是,改变很大。成立东欧留学生交换班的事情,最初由周培源负责,周培源又请吕叔湘筹备。吕叔湘便请了邓懿来教。因为1942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殊培训班的汉语教学,邓懿曾被吸收任教。这件事情由有过教学经验的邓懿来负责,邓懿便请我参加。筹备时期就我和邓懿两人。后来通过考试招聘到熊毅,她是当时清华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当时的教师还有傅惟慈。关于教师的选择,主要考察他们的英语水平,可是实际上,学生来了之后,发现他们只懂俄语。这样又请钟梫、冯勇来做翻译。当时钟梫是清华大学俄语系的学生,这样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来了法国学生,他们也懂英语,才开始在授课时不用翻译。   
      问:在这个时期,学生的汉语水平如何呢?您跟学生上课的过程中,用的是什么教材呢?
      杜荣:那时学生很少,一开始都是东欧国家派遣过来的,一个国家来五个人。当时他们一点都不懂汉语。是从零起点开始学。许多学生在清华学了两年,又转到北大,到北大后学生就多了。(找大相片)这批学生中有一个叫罗明,后来成了罗马尼亚驻华大使。
当时用的是邓懿编的、用英语写的教材,后来我把这本教材捐给了语言学院。
      问:罗明在2005年世界汉语大会上还发言说,特别感谢邓懿教授、杜荣教授,他说“这两位杰出的教授和助手,用一年半的时间使我们掌握了汉语的基础知识。”您的学生五十年后还在感谢您的教诲,可见你们当时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特别好吧?
杜荣:我们当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的确特别好,有一年他们来我家玩,还照了相片。到了1952年,我们这个机构就整个迁到北大去了。因为留学生增多了,教师的数量也扩大了。当时张维、赵淑华等教师便都过来了。他们中有些是还没毕业的清华学生,因为我们需要人,便从学生中抽出一些来。到文革之前,这种教学活动一直是附属在行政单位,即留学生办公室之下的。由留学生办公室的负责人来主管这个事情。由于1952年招了一批朝鲜学生,便把周祖谟借调一年来编教材。到那时也还是用的邓懿编的那套教材。从教学一开始,邓懿和我就一起合编,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又改了许多次。
      问:当时在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政治任务在里面?
      杜荣:是有政治任务。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老师除了教学生中文之外,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影响。有一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清楚,1951年冬天的事情,安排了这些学生去土改的,我当时连背包都打好了,差一点就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过后来上边还是没让去。
      问:当时给学生开设的课程,只有中文么?
      杜荣:只有中文课,即初级语言课。整个教学非常紧张。上午学四小时,下午还得辅导,一周六天。每天很忙,回来很晚。所以那时学生培养出来,水平比较好。因为老师一直跟着学生。
      问:当时在教学上有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呢?毕竟完全是自己摸索,没有前人指导。
      杜荣:一开始主要是语言上的问题。东欧来的学生不懂英语,我们便需要配俄语翻译。后来朝鲜、越南、印度都有学生过来,也有非洲来的黑人。其中有一些学生在自己国内本身学过一点中文。而且北大后来有规定,到北大来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都需要先经过语言学院培训班的学习,都要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样便好多了。我们最初用威妥玛式的注音符号。
      问:1952年,当整个机构迁往北外时,您好像没有跟随机构一起去,是么?
      杜荣:当时校长陆志韦认为北大留学生太多不好管理,于是便把这个机构迁往北外。但是同时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继续留在北大学习,于是我就一直留在了北大,做这个扫尾工作。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扫尾之后,来北大的留学生却越来越多。许多外国人只愿意到北大来学习汉语。没有办法,规模越来越扩大,研究室的人员也由一两个扩大到越来越多。汉语教研室一开始附属于留学生办公室,一直到文革后,大概1984年,成立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才独立出来,教学与行政才正式分开。
      问:您最早编的教材是《汉语教科书》,对后来的汉语教学产生很大影响。这本书籍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杜荣:对,那就是黄皮书,由邓懿主编。这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对外国人的汉语教材。早在40年代,邓懿随丈夫在美国时,曾帮助在哈佛的赵元任先生教过外国人汉语,所以邓懿有这样的底子。邓懿说过,她是完全按着赵元任先生的方法来教学的。赵元任教汉语,一开始便全是教拼音。所以邓懿也主张先教大量的语音训练,再教其他的内容。《汉语教科书》打磨了好几年,邓懿很注意,一年总结一次。所以那本书编的还是不错的。是在赵元任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修改的。
      林焘:我记得当时去看她们上课,居然还有大的录音机,由此可见她们当时特别注重语言训练,注重正音。有次我和罗明一起坐公交车,罗明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下车后就有人问我,说这个人是中国人吧?这个例子说明他们当时的训练方法的确很好。
杜荣:我们当时是特别注重发音。和后来强调先学汉字的教学方法不同。我们当时主张先用三个月的时间正音。到北大后,则转为先学习汉字。
      问:您在国外任教过么?   
      杜荣:我后来在柏克利加州大学担任过汉语教学工作。我退休很早,80年便提前退休,退休后便和他一起去美国柏克利大学,有人请我教汉语,我一看,用的还是我们编的黄皮书。
      问:那您后来编《话说中国》,又是怎样的背景呢?
      杜荣:《话说中国》这本书是和美国合作编的。当时是80年代初,在一个有美国代表团参加的会议上,戴祝悆提出,在美国用的汉语教材,有污蔑中国、污蔑共产党的内容在里面。于是我们便决定自己编一本真正适合中国国情,正面宣传中国文化的汉语教材。戴祝悆编英语部分,我编课文。那本书现在还有广泛的用途。书里有很多介绍中国文化的知识。这本书编到最后一部分,戴祝悆就去世了,是他的助手编的。
      问:那么您作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奠基者,您觉得作一个对外汉语教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杜荣:我觉得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除了要懂标准的普通话,一定要懂一门外语。懂外语才知道一个人要学外语时需要些什么知识。也就是说,给外国人教汉语的人,一定要有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西语系毕业的,我觉得如果纯粹是学中文的学生去教,那是一个欠缺。如果我们请中文系的同学,她会不了解一个人学外语,哪些地方会比较困难。讲课的生动并不是最好的,讲得浅显但能外国人听懂,这样才是最好得。必须循序渐进。学生是什么程度,就要用什么程度的语言来说。他们学过哪些词,你要尽量用这些词,让他们重复使用这些词。你要知道学生会什么,然后你说什么,再加上一些新词,和学生一起循序渐进,这样才是好的。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不一样。你所用的语言必须跟他语言的进度一起来相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