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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习得

习语表征混合观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0/6/17
  摘 要:习语是整体表征还是可以拆分?心理语言学界对此各执一词,迄今未有定论。习语表征混合观(hybrid view)尝试综合考量习语的结构双重性,为解决整体观与可分观的矛盾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首先回顾了习语混合表征理论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然后着重梳理介绍最具影响力的超词条(superlemma)混合模型及其在一语和二语研究领域内的多维度应用,最后通过对比分析相关研究,探讨其优势、不足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关键词:习语;心理表征;混合观;超词条
  作者简介: 郭夷,女,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兴趣:短语学、心理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
  1. 引言
  习语(idiom)是由两个以上单词组成的预制词串, 约定俗成, 属于惯用语家族中的代表成员(Moon 1998)。习语形式和意义的关联方式复杂多变, 因此心理语言学界对习语表征问题一直倍加关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传统“不可分习语观”(noncompositional view)盛行一时(Katz and Postal 1963; Weinreich 1969)。心理语言学研究提出诸多模型, 也均声称习语以长词形式整体表征与提取(Bobrow and Bell 1973; Swinney and Cutler 1979)。然而, “完全不可分”不仅在逻辑上显得过于绝对, 也无法解释使用中频发的习语变异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习语的可分潜力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以认知学派为代表的研究者支持“可分习语观”(compositional view), 指出习语具有概念性本质(Lakoff 1987), 且其成分词在整体比喻义的建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Gibbs 1992; Glucksberg 1993)。“整体”与“可分”两派观点形成鲜明对立。
  由于研究出发点、 语言学范式和实验设计各有侧重, “习语是‘整体的’还是‘可分的’”这一议题多年以来仍难有定论。有些研究基于可分程度差异对习语进行分类(Gibbs and Nayak 1989), 但分类凸显的是组间区别, 对概括习语表征全貌作用甚微。近二十年来, 为了寻求突破, 研究者转变思路, 设想习语表征兼具整体与可分属性。他们不再一味追求习语归类的准确性, 而是将分层问题向内部移植, 对表征和通达方式进行更为细致的层次化处理, 使习语整体范畴呈现出更多的外部共性。“既‘整体’又‘可分’”这一佯谬式的设想孕育了“习语表征混合观”(hybrid view), 其主旨为习语具有结构双重性, 即在不同研究层面上, 习语既是表达单一词汇概念的整体单元, 也是由独立存在的单词组构而成的可分单元(Cutting and Bock 1997; Titone and Connine 1999; Sprenger, et al. 2006)。
  习语混合观以Sprenger等(2006)提出的超词条(superlemma)模型最具影响力。该模型不仅是习语表征近期研究的高被引代表作品(Liu and Shen 2013), 而且应用十分广泛, 现已涉及理论语言学、 一语/二语加工和外语教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然而, 习语混合理论目前在国内还鲜受关注, 仅偶见于个别心理实验研究中(张积家、 石艳彩 2009; 马利军、 张积家 2012), 对该理论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还很不足。鉴于此, 本文将在概述习语混合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着重对超词条混合模型及其多维度应用研究进行梳理、 点评和展望, 以期为我国习语和其他各类惯用语的多视角研究提供新思路。
  2. 习语混合表征理论的发展脉络
  词汇表征研究由单词向多词单元逐步发展。习语混合观正是在此过程中, 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演变而成。
  2.1 习语混合表征研究的理论基础
  习语等多词单元的混合表征观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言语产出的词汇通达理论(Levelt 1989; Levelt, et al. 1999; Levelt and Meyer 2000)。Levelt等(1999)对词汇产出机制进行切分, 以模块化的方式描绘了言语产出中单个词汇的生成过程。研究认为, 词汇通达具有两大特点: (1)以阶段为单位向前推进(staged character); (2)以激活扩散(spreading activation)的形式实现。图1以defend一词为例, 展示了词汇通达的五个主要步骤: 1)概念准备、 2)词汇选择、 3)形态-音系编码、 4)语音编码和5)完成发音, 并与整个通达过程内在的词汇概念网络(Roelofs 1992)进行了横向关联。这一前馈式(feedforward)激活扩散词汇网络由三个层次组成: 顶端概念层(Ⅰ)表征词汇概念(包含概念节点和标记的概念连接); 中端词条(lemma)1层(Ⅱ)表征词条节点, 其中包含单词的词法信息、 句法属性及两者间的标记连接; 底端形式层(Ⅲ)表征词素、 音段及音节节点。
  图1 激活扩散式词汇概念网络的三个层次与词汇通达过程的五个步骤
  (根据Levelt和Meyer (2000:435-6, Figure 1-2)综合绘制)
  在实际使用中, 多词连续通达才更接近言语产出过程的真实状态。因此, Levelt和Meyer(2000)拓展研究了Adj + N式(例如red chair)和并列式(例如the baby and the dog)两类名词短语, 认为多词单元可能依然采用模块化的方式相继激活。他们同时指出, 习语等惯用语是多词通达中的“一类特例”, 而“只有明确了惯用语的心理存储和生成方式, 词汇通达理论才算完整”(Levelt and Meyer 2000:442)。然而, 习语等惯用语究竟如何表征和通达?Levelt等人并未以实验形式对这类问题进行考察。
  2.2 言语产出中的习语混合表征研究
  早期的习语表征研究大多在习语理解加工实验中展开, 直到近二十多年来, 言语产出中的习语等惯用语才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Kuiper, et al. 2007)。较理解加工领域而言, 习语产出研究范围相对狭窄, 总体呈现纷杂度低、 经典模型引用度高的态势。其中, 既描述表征系统及通达方式, 又尝试兼顾习语特质性的产出模型主要有两个: 一个来自Cutting和Bock(1997), 另一个是超词条模型(Sprenger 2003; Sprenger, et al. 2006)。二者本质上都是混合模型, 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的继承与发展。
  2.2.1 基于习语产出失误的混合表征模型(Cutting and Bock 1997)
  Cutting和Bock(1997)针对习语混合(idiom blend)失误2的出现原因, 通过三组言语失误诱发(speech-error elicitation)实验来探索习语的表征性质。研究提出两种设想: (1)习语是封闭的词汇化短语, 其他同时竞争的习语不会干扰产出过程; (2)习语表征牵涉内部结构和意义, 产出时会受其竞争对象的影响。实验结果总体证实了第二种设想: 句法结构相同的习语易发生混合, 而相似比喻义会导致产出减速; 产出过程中习语字面义处于激活状态, 且可分/不可分习语的成分词通达方式未表现出显著差别。
  基于上述发现, Cutting和Bock建构了混合式习语表征模型(见图2)。总体而言, 该模型采用了激活扩散式研究思路(Dell 1986)和词汇通达理论框架(Levelt 1989), 强调习语具有内部句法结构和语义成分。模型自上而下分为概念、 词汇-概念和词汇-句法三个层次, 并在水平方向上区分了句法和词汇两个部分: 句法部分由一系列规则构成结构框架, 框架终端有多个包含语法类别信息的空槽; 词汇部分由语言单位的互通节点构成, 具体包括概念、 单词、 词素、 音素等单位。习语以整体形式存储于词库的词汇-概念层。表征习语的词汇-概念节点(lexical-concept node)往句法方向连接短语节点, 规定语法空槽的位置顺序, 从而在表征系统中保留结构特性; 往词汇方向连接上层概念系统和下层成分词的对应节点。因此在表征系统中, 习语kick the bucket既涉及句法部分的短语节点(即, 动词短语), 又与个体词条kick、 the和bucket相关。
  图2 Cutting和Bock(1997)的混合式习语表征模型
  (以kick the bucket、 pop the question和meet your maker三个习语为例)
  2.2.2 基于自然习语产出的超词条混合模型(Sprenger, et al. 2006)
  Cutting和Bock(1997)提出的混合模型主要基于实验诱发的言语失误案例, 仍需自然言语产出的相关数据来进一步验证和完善。Sprenger 等(2006)便以此为突破口, 设计三个反应时任务, 探索习语在心理词库中的存储方式和表征独立程度。
  在成分词条参与习语产出的总预设下, 实验一假设当习语和字面短语包含同一成分词条时, 相同启动词(identity prime)对习语的启动效应更强。例如, 较字面短语clean the road而言, 启动词road对习语hit the road的效果将更明显。实验以线索-回忆(cued-recall)的形式展开, 要求受试首先记住“人名+习语/字面短语”的测试材料, 然后根据视觉呈现的提示词(人名)和听觉呈现的启动词, 说出与提示词对应的习语或字面短语。结果表明, 尽管相同启动词对两类短语都有启动效应, 但习语的激活产出速度显著更快。据此, 实验一认为习语成分词条在产出中单独通达, 而这些词在心理词库中又由一个共享的表征绑定, 促使激活扩散过程触及习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实验二和实验三旨在探索混合观对心理词库语义表征网络的影响。其中, 实验二重点考察了习语整体和个体单词词条在心理词库中的关系问题。实验采用了习语完形(idiom-completion)任务, 要求受试在视觉呈现的习语片段(例如skate on thin ...)和听觉呈现的启动词环境下, 将空缺的习语尾词ice补充完整。结果显示, 与习语尾词语义相关的其他单词对习语也有产出启动效应。因此, 习语激活的成分词条与习语整体并无配对关系, 个体单词在心理词库中既可由其自身的概念节点激活, 也可由其作为成分词的习语激活。
  实验三检测习语成分词条的字面义在产出中是否处于激活状态。实验依然采用完形填充任务, 但与实验二不同, 受试在填充习语片段(例如skate on thin ...)的过程中, 会被要求切换任务, 转而大声读出与习语尾词ice字面义相关(例如freeze)或不相关(例如cat)的其他单词。实验假设, 受试对填充ice的思想准备将有助于启动与ice语义相关的目标词。显著的启动效应证实了上述假设: 即便在习语语境中, 个体单词仍然会在产出时激活其自身语义网络。综合三组实验结果, Sprenger等人总体支持Cutting和Bock的混合表征模型, 指出习语既包含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又指向组成习语的各个成分词条; 同时, 这些成分词并非专属表达习语整体比喻义, 而是心理词库中的自然组成部分。
  虽然设想大体相似, 但Sprenger等人指出, Cutting和Bock的模型缺乏习语整体句法单元, 存在概念层词条层两向解读不一致的现象。在自下而上的理解过程中, 习语概念与成分词条不仅要表达意义关系, 还体现出独特的隶属关系(‘element-of’ relationship), 这使习语和字面语加工机制的差异性变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Sprenger等人在混合模型中增设了超词条节点。超词条是习语自身在词汇-句法层的独立节点, 不仅与成分词条相连, 明确词间语法关系, 而且表征习语整体的独立句法属性, 囊括几乎所有可能存在的句法特质性。习语由单个词汇概念表征(例如kick the bucket的词汇概念是DIE), 激活词汇概念将会随之激活习语的目标超词条及其竞争者。由于具有最高激活度3, 目标超词条在竞争中胜出, 随后明确习语附带的各项句法限制因素, 并锁定后续加工所需的成分词条, 完成激活过程。
  图3 超词条混合模型中习语hit the road的图示化表征
  (根据Sprenger等(2006:176, Figure 5)和Kuiper等(2007:324, Figure 2)综合绘制)
  图3以习语hit the road为例, 在三层次激活扩散词汇网络(参见2.1节)的大框架下, 图示化展现了超词条混合模型中习语的表征方式。
  两个模型对句法限制的处理思路也存在差异。Cutting和Bock(1997)假定习语概念激活的抽象短语结构框架不与任一成分词绑定, 仅由框架中的空槽来填充激活的单词词条, 而Sprenger等人则认为这一设想不够全面。短语结构框架虽然适用于“一个动词 + 一个名词”的VP结构(例如hit the road), 却在包含两个以上名词成分的习语中模糊不清, 因为系统无法判定空槽和名词之间的正确匹配方式。例如在习语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中, wolf和sheep可通过空槽插入点的位置互换, 以均等概率生成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和a sheep in wolf’s clothing, 这样就必须补充句法限制条款, 才能澄清位置标记问题。相比之下, 超词条模型不存在上述缺陷。习语自身已经蕴含了句法特质性, 可在成分词条中直接应用, 不需额外增加词汇、 句法操作,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横纵两向诸多加工层之间的交错联系(见图2)。
  综上可见, 作为混合理论的升级版, 超词条模型对习语等多词单元的句法框架指向性更高, 其改进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更为细致地阐明了习语句法属性, 并通过预测句法限制因素在产出中的实现形式, 建构了准确性更高的习语表征描述系统; (2)以更清晰的思路调和了习语内含的一对“矛盾”属性, 即整体性与可分性; (3)兼顾习语的表征和加工、 理解和产出, 因而与非比喻性短语的兼容性更强。
  3. 超词条模型的多维度应用研究
  超词条模型一经提出, 便在业内得到了广泛且较为持久的关注(马利军等 2010; Carrol and Conklin 2014, 2017; Geeraert 2016; Dabrowska 2018)。不仅如此, 模型更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吸引了数目可观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检测、 论证与修订, 且从初始一语产出研究辐射至理解领域, 并显露出向二语拓展的趋势。围绕超词条模型的应用研究结论各异, 有赞同也有异议, 折射出理论本身的可探讨性和延伸空间。本节对模型提出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回顾其发展历程, 描述研究现状, 以了解其优势与不足, 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3.1 超词条模型与一语相关研究
  与超词条模型相关的衍生研究大多针对英语或其他母语使用者, 研究重点可分为直接检验、 间接应用和质疑批判三类。
  3.1.1 产出和理解视角的直接检验
  产出视角的检验型研究采用多种设计方案, 从不同程度上证实了习语混合表征理论的有效性。其中, 小部分研究者对超词条模型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例如, Kuiper 等(2007)区分了习语等多词单元超词条、 成分词条和词库中其他单词词条的五种搭配激活方式, 并基于英语/荷兰语自然会话口误语料库, 考察不同激活方式引发口误的可能性, 由此来检验混合理论的预测效力。英/荷语料库数据皆显示, 每种激活方式都可造成数量可观的口误(例如, blame + point the finger at → blame the finger at体现了单词词条和习语超词条同时混合激活, 而tell the whole story + give the whole picture → tell the whole picture则体现了两个习语超词条交互混合激活等)。根据对比研究结果, Kuiper等(2007)对混合表征的思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并倾向于认为超词条理论比Cutting和Bock的模型更能诠释口误产出的心理机制。
  其他不少研究在总体赞同的基础上, 为完善混合表征理论提出了若干建议。相关因素主要有两点: (1)语言因素。一些研究结合汉语惯用语的句法特点, 尝试对超词条模型进行微调。例如, 在句法层和概念层之间增加“选择过滤层”, 来发挥词素的意义促进和结构理解作用(马利军等 2007:19), 或增加宾语词素词条和概念, 来解释词素及整词语义性质对句法行为的影响(马利军、 张积家 2012); (2)可分性因素。张积家、 石艳彩(2009)采用Sprenger等(2006)的研究范式, 考察了汉语(三字)动宾结构惯用语的产生机制。他们确认汉语惯用语属混合表征, 但同时强调语义可分性对产出具有稳定的影响。Nordmann等(2013)诱发熟稔习语(例如hit the nail on the head)产生“话到嘴边(却说不上来)”(tip-of-the-tongue, 简称TOT)的实验效果, 探索习语的加工和表征情况。研究证实了超词条理论对TOT实验结果的解释效力, 但也指出在产出中, 可分/不可分习语的成分词条可能存在提取方式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在自然语言交流中, 产出和理解机制协同作用, 两者共享同一表征网络, 使交际顺利进行(Roelofs 2003)。由于Sprenger等人主要关注的是产出中的习语, 后续研究设想混合模型可兼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个方向, 由输入到概念逆向应用于习语理解过程(Tabossi, et al. 2009b:536), 并以实验形式对此进行了系列探索(Holsinger and Kaiser 2010; Holsinger 2013)。
  Holsinger和Kaiser(2010:74)在考察习语识别的语义和句法效应时指出, “混合模型如何应用于习语理解过程”这一问题不容小觑。他们由混合模型推理出两点理解方面的假设: (1)如果习语超词条通过成分词条直接通达, 那么在理解过程中, 部分成分词也可实现一定程度的整体比喻义激活; (2)如果超词条包含习语的所有句法信息, 那么当成分词条的结构与超词条不匹配时, 习语比喻义会受到抑制。以习语kick the bucket为例, 眼动实验显示, 受试在听到kick the pail(pail为bucket的同义替换词)时, 通常先注视与习语比喻义相关的目标词, 说明比喻义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激活; 当习语句法框架遭到破坏(例如从内部将习语切分为... kicked. The bucket ...两个句子)时, 受试对字面义相关目标词的注视率显著更高, 表明词汇通达系统抑制了比喻义的激活。实验结果证实了上述假设, 初步支持习语既以整体形式表征又由成分词通达的观点。
  Holsinger(2013:375)进一步强调, 与习语产出过程相比, “超词条在理解过程中的作用还很不明确”。该研究扩展考察了句法、 词汇和语境因素对习语理解的影响, 继续以眼动实验的形式, 评估混合理论的预测效力。实验结果发现, 即便当实验语境偏向于比喻义解读时, 受试仍然会对字面义相关目标词表现出一定的考虑。Holsinger(2013)认为, 这一现象说明字面加工得到激活, 为混合表征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不仅如此, 他还对研究结果进行概括总结, 指出超词条模型在多词单元整体、 成分和词库中其他词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不仅可以动态计算词汇搭配的共现率, 而且还能作为许可信号器, 对加速提取多词单元的意义和言语计划具有促进作用。
  3.1.2 间接应用与横向对比
  超词条理论的解释力不仅在上述针对性较强的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而且在其他视角各异的习语研究中也可发现佐证。例如, 在考察年龄因素对习语产出的影响时, Conner等(2011:901)指出, 年龄(增长)造成的习语产出困难可能源于习语超词条与成分词条的激活度双重减弱, 以及两者之间关联的断裂。根据故事填充习语(story-completion)的实验结果发现, 老年组受试锁定目标习语超词条的能力总体下降, 因而产出的正确习语数目显著更少; 即使他们知道想表达什么习语, 也会因为习语成分词条间的关联度减弱, 由习语片段(例如neck of the ...)推理出完整习语(neck of the woods)的成功率更低。部分因素分析类研究也肯定了习语混合理论的预测效力, 认为超词条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年受试产出英语封闭性习语(frozen idioms)的表现更好(Hyun, et al. 2014), 还可说明汉语成语的可预测度与受试预先知识、 主观频率等因素间关联显著的原因(Li, et al. 2016)。
  此外, 超词条理论的影响在多模型横向对比中亦可见一斑。例如, 习语“结构整合式混合模型”(Caillies and Butcher 2007)和“概念-词素-输入”三层次识别模型(Smolka, et al. 2007)都是在Sprenge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生, 且都与超词条模型的总体匹配度较高, 仅在可分性因素的处理上有所调整。Cacciari(2014:280-1)将习语表征“结构假说”(Configuration Hypothesis, Cacciari and Tabossi 1988)与超词条模型进行了对比。虽然两个模型在习语启动位置的设定方面有所不同, 但由于同属“混合阵营”, Cacciari对超词条模型的总体架构实际也保持了认可的态度。
  由上可见, 在视角各异的习语研究中, 超词条模型不仅多次受到肯定, 而且发挥了积极的协助解释作用。模型的认可度在实践中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
  3.1.3 对超词条模型的质疑和批判
  尽管习语混合理论的预测效力已在随后实验中一再得到证实, 学界依然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 矛头直指超词条模型, 并通过实验提出反面证据。
  Tabossi 等(2009a)结合混合理论对意大利语习语变异现象展开研究, 发现习语句法变异的可接受度在不同语境中并非固定不变, 而且一些通用语法规则也可对习语句法操作起限制作用。Tabossi等人指出, 超词条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语境、 个体能力、 环境影响等方面的因素。不仅如此, 他们还强烈质疑超词条模型对习语句法信息的处理办法, 认为习语句法的规则性大于特质性, 并且与字面语共用一套句法和语用原则。Brouwer(2011)也聚焦超词条模型, 探索习语在心理词库中的存储方式。该研究对Sprenger等(2006)的实验方案提出质疑, 声称Sprenger等人的三组实验在短语记忆环节的设计、 提示词的选取和变量间相互影响的控制等方面存在漏洞。虽然修改版实验的结果与原版相比并无大异, 但Brouwer认为, 即便受试对个别词的词义不明, 也能正确理解包含该词的习语, 现有实验结果不能论证超词条节点存在的必须性。
  对于上述异议,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Tabossi等人将若干外在因素作为反驳的主要论据, 而语用与心理表征维度是否能够对等考量?Brouwer虽然强调了“知道习语但不知成分词”这一现象, 但是否对激活扩散过程的重要性疏于考虑?反对派研究者需探索回答这类问题, 并全面衡量实验条件、 测试材料属性等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张静宇等 2017), 才可能对混合理论形成实质性挑战, 进而促成新的表征模型问世。
  3.2 超词条模型与二语相关研究
  除了在一语中的研究, 习语在二语心理词库中的表征方式也是心理、 应用语言学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 超词条混合模型已延伸至二语领域, 逐渐融入二语习语表征、 习得和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之中。
  现有的二语相关研究大多将Sprenger等人的实验设计方案转用于二语群体, 结果也几乎是对混合模型呈一边倒的支持态度。比如,Ciesˊlicka(2010)Ciesˊlicka(2010)基于超词条原版实验三, 考察了波兰学习者的英语习语产出情况。研究认为, 习语“字面加工优先说”(Literal Salience Hypothesis,Ciesˊlicka 2006)Ciesˊlicka 2006)与Sprenger等人的观点相呼应, 都强调习语成分词条的字面义在产出过程中得到激活。她通过实验得出“习语和字面语共用一套词条”的结论, 并扩展证实了“超词条模型在二语环境中的有效性”(Ciesˊlicka 2010(Ciesˊlicka 2010:164)。Yeganehjoo和Thai(2012)参照超词条原版实验一, 对伊朗籍高水平英语教师的习语表征进行研究, 也确认了超词条模型的预测效力。实验结果显示, 习语在(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中以整体形式表征, 而习语成分词在产出过程中亦可单独通达。
  此外, 习语教学领域也对混合观有一定的关注, 援引相应理论解释和分析教学实验结果。例如, Temina-Kingsolver(2015)对比了整体/分析式教学法在英语习语教学中的效果异同。后测显示, 整体组受试对不透明习语的理解速度最慢。作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在加工不透明习语时, 习语超词条和成分词条同时被激活, 需要字面分析全程参与, 因而导致耗时更长。Beck和Weber(2016)针对二语习语加工的跨通道启动实验结果表明, 高水平学习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在线调试并通达习语比喻义, 这种“比喻义协调”(figurative attunement)能力也给超词条模型提供了二语视角的支持。鉴于二语拓展应用仍处起步阶段, 目前尚未发现能够修正或反驳混合理论的实证研究。
  4. 对混合模型的利弊分析与前景展望
  混合模型在习语表征领域优势突出,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节以超词条模型为代表, 探讨其主要优缺点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4.1 超词条模型的三点主要优势
  第一, 从总体层面上看, 超词条模型的理论依据和应用效力值得肯定。
  习语研究理论虽数目可观, 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面面俱到, 既准确描述提取过程本身, 又将语义、 句法复杂性的作用阐释清楚(Hyun, et al. 2014: 308)。超词条模型沿袭Levelt(1989)的言语产出模块化经典思路, 以“概念-词条-形式”三层次词汇网络框架为依据(参见2.1节), 不仅建模的理论根基相对牢固, 而且通过引入习语等惯用语特有的超词条节点, 填补了多词单元在词汇通达理论中的研究空缺。现有文献也已表明, 超词条模型不是单一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假想, 而在实际应用中同样具有较高的可验证性, 因而可视为心理表征类研究兼顾习语特质的佳作之一。模型的抽象度和细化程度皆属中度水平, 不但能揭示习语在人脑中的表征情况, 而且不至于过度强调细枝末节, 在此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可推广性。
  第二, 模型对“混合”概念的定位相对合理。
  虽然也有其他早期或同期研究提及“习语混合”一说(Titone and Connine 1999), 但往往只是对习语“不可分”和“可分”两种观点的表面折中。这些研究未能进一步架构混合模型应有的主干, 更无细节内容的填充, 因而扩展空间极为有限。与此不同, 超词条模型试图明示“混合”之精髓所在。所谓“混合”, 最主要凸显的是表征系统内部的层次性, 诸层之间既有属性差异, 又有交互联系。而从外部来看, 习语仍是具有统一概念表征的整体范畴。Cacciari(2014:277)指出, 可分性是一个源于理论分析层面的概念, 其心理现实性并不稳定, 相关实验结果易受实验因素和操作的影响, 尤其不适合作为在线类实证研究的主变量。鉴于此, 超词条模型通过明确习语“哪里混合”, 能够帮助研究者跳出可分/不可分的分类思维定式, 探索发现习语表征研究的新视角。
  第三, 超词条模型符合习语表征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
  自上世纪中叶起, 习语表征研究热度渐增, 产生的模型数量相当可观(Bobrow and Bell 1973; Swinney and Cutler 1979; Cacciari and Tabossi 1988; Gibbs and Nayak 1989; Titone and Connine 1994; Tabossi and Zardon 1995), 正经由“不可分 → 可分 → 混合”的路径向前演进。超词条模型作为习语表征领域的新兴理论假设, 与时俱进、 应运而生, 并非独树一帜、 凭空创造。不仅如此, Sprenger等人对习语整体概念和成分词关联的设想也与同时期相关研究(Abel 2003)有共通之处, 但由于采用了精密性较高的心理实验方法, 研究发现相比而言更接近于习语在人脑中的准确表征方式。有趣的是, 心理模型的主旨思路也与语言学理论遥相呼应。例如构式语法(Goldberg 1995)认为, 构式自身的概念意义与其成分词素之间存在互动。这一观点与超词条混合模型十分相似, 都将结构表征与概念内容直接关联起来, 有异曲同工之妙。
  4.2 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展望
  一方面, 混合表征的理论构想尚不完备, 仍需充实。尽管作为习语表征领域的新兴理论假设, 超词条模型对习语句法信息的处理方案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具体而言, Sprenger等人认为在习语表征系统中, 超词条节点限制习语各成分词条的语法和词间句法关系, 并涵盖习语几乎所有可能存在的句法特质性。换言之, “结构表征被‘硬编码’(hard-coded)的程度与习语句法灵活性直接相关”(Holsinger and Kaiser 2010:74)。这种“全部归至一处”的处理方案不仅将超词条设定为承载习语特殊句法信息的“垃圾场”, 而且极易滋生解释漏洞, 致使句法操作的违规原因可全盘归结于超词条的“预先禁令”。方案虽然在表面上解决了习语的句法限制难题, 但实际却加重了设立超词条节点的负面效应, 存在单一节点负载过量的风险, 对习语句法灵活性的探索反而起了绕道走的作用。客观来说, 为了解决习语的句法特质性难题, Sprenger等人增设超词条节点来收纳句法信息, 这种方法本身不无裨益。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 将习语句法特质性置于超词条节点之中后, 应当对不同习语超词条内含的句法限制因素作进一步的举例、 分类和分析说明, 这样可以在描述表征方式的同时, 统筹兼顾习语的句法灵活性问题。
  另一方面, 混合表征的应用研究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鉴于习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超词条模型在不同语言框架中的适配性问题值得继续探索。现有研究仅涉及英、 荷、 意、 汉四种语言, 其中属汉语跨度最大。汉语相关研究已从理论和实验角度尝试修正超词条模型, 例如在句法层和概念层之间增加“选择过滤层”(马利军等 2007:19), 增加宾语词素词条和概念来解释汉语惯用语的句法复杂性(马利军、 张积家 2012)等。而混合模型对不同类型语言的习语表征具有何种效力?目前我们对此依然所知甚少。此外, 相关二语文献也仅停留于“复制原版实验、 得出支持结论即止”的套路上。这些研究虽包含不同母语(例如波兰语、 波斯语、 德语等)的受试, 但无一谈及母语对二语习语表征系统建构的潜在影响。考虑到二语研究本身包含更多变化因素, 只有努力推进探索, 才可能实现吸收混合模型精华和突破原版实验设计的双重目标。因此, 语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习语表征方式的普遍性?习语混合表征系统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如何变化?是根基不变、 细节调整, 还是完全肯定或否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跨语言实证数据来作进一步回答。
  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 未来有必要基于现有混合模型, 从以下三方面继续深化习语心理表征研究: (1)进一步完善习语混合理论的主旨内容。由于超词条模型对习语句法维度的探讨尚存不足, 未来需要针对句法限制因素, 寻求更为周全的处理方法。此外, 我们也应在维护习语表征系统整体稳定性的基础上, 综合考量可分性对理解和产出过程的影响, 采用新思路来调和可分性这一因素引发的矛盾; (2)在习语表征研究中引入类型学视角。相关研究者可以合作建立跨语言研究框架, 通过提升语言种类的多样性, 扩展检测混合模型的阐释力和预测力。未来还可运用心理、 神经实验及语料库等研究方法, 协同考察人脑习语表征方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并将研究成果推广至其他各类惯用语, 由此评估语言差异这一因素对非字面语表征系统的影响作用; (3)拓展超词条混合模型在二语领域的应用。研究者可以从理解/产出两个方向出发, 考察混合模型与二语习语表征的兼容程度及差异来源, 其中特别关注母语和其他相关因素引发的模型修正。对此, 国内学者也可进行突破, 在混合观的思路指导下, 对中国二语学习者的习语表征和加工模式等问题展开新探索。
  5. 结语
  本文在回顾习语混合表征理论近二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着重梳理介绍了最具影响力的超词条混合模型及其在一语和二语研究中的多维度应用, 并通过对比分析模型及相关研究, 指出混合理论应进一步完善其主旨内容, 强化对可分性及习语句法限制因素的探讨, 同时在类型学和二语视角下拓展应用。
  习语等惯用语既是心理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 也是语言学习中的难点问题。习语混合表征理论不仅有助于推动相关心理研究继续深入, 而且对二语习语教学也有潜在的指导作用。因此, 希望我国习语研究者关注并汲取混合模型的精髓, 更有效地了解人脑对习语和其他类型惯用语的加工活动, 并通过探索语言的表征和加工机制, 在大数据时代下加速推进语言理论及教学实践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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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lemma:包含词类语法信息和词形指向标(pointer)的单词表征(Roelofs 1992)。
  2 习语混合失误是产出过程中多个言语计划相互干扰的产物,例如将kick the bucket和meet your maker混合生成kick your maker。
  3 目标超词条在心理词库中被选中的概率由Luce系数(Luce 1959)决定,即,该超词条的激活程度和词库中所有词条(包括超词条和单词词条)的总体激活程度之比,比值越高,中选概率越大(Roelofs 199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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