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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修辞中的转喻与语法中的转喻
发布时间:2020/6/12
  摘    要: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改变了语言学许多研究领域的面貌。语法转喻已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达成的共识是:无论是语法的结构还是语法运作的机制,背后都有转喻参与其中。相比之下,关于修辞转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初步比较了修辞转喻与语法转喻,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揭示了修辞转喻的一些特点,目的是进一步从认知的角度推进修辞转喻的研究。
  关键词:修辞转喻;语法转喻;语法化;邻近共存;凸显可及;映射;投射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YJA740073)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快速发展,转喻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仅仅作为一种为增强语言表达效果而存在的修辞格,而且被提升为人类最为普遍的认知手段之一。转喻和隐喻一样,“不仅构建了我们的语言,也构建了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动的方式”(莱考夫、约翰逊2015:36),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对认知来说,它甚至可能(比隐喻)更基本”(Barcelona 2000:4)。
  这种观念上的巨变为语言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许多学科都从这一观念的改变中获益匪浅,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语法研究。学者们发现,无论是语法的结构还是语法运作的机制都会有转喻参与其中,而语法化的进程包括各种语法成分、语法结构的形成更能从转喻中获得充分的解释,甚至语法本身就被认为是转喻与隐喻推动的。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利用转喻来进行语法研究似乎成为一种常态,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但在这一趋势下,修辞学在这一领域反倒处于落后的状态中。转喻(metonymy)曾经是修辞学专属的研究对象,在修辞学文献上通常称为“借代”,可以粗略地定义为:借用相关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要表达的事物(陈望道1997:80 92)。人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这一概念,并关注它作为辞格所带来的生动效果。但在认知科学新理念新方法的大背景下,如何去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一传统的学科对象,似乎并没有引起修辞学界的足够重视。由于这种状况,我们就更无法谈及问题的另一方面了———修辞学如何从自己的学科优势出发,对转喻做出更为深入、更有开拓性的研究,为语言学其他学科以及认知科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对修辞学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影响到修辞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变革的大问题,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先从与语法转喻的研究对比开始,考察一下转喻在修辞研究中的现状,以及可能呈现出来的面貌,以便进一步从中发现改变局面的可能途径。
  一、转喻的机制:修辞和语法的共同焦点
  修辞和语法对转喻的要求是有一定差异的,这表现为:
  1.从语法的角度,除了需要通过更加抽象化常态化的机制,将更加广泛的语义内容纳入自己的表达范围外,也要求提高“语言使用和交际的效率”和“语言和非语言信息配置的经济性”(张辉、卢卫中2010:2),这些正是语法转喻的使用动因;
  2.从修辞的角度,则希望语言能将更加具体多样以至更加独特的经验类型和情感方式充分而深入地表达出来,它追求的不是效能而是对语言实际感受的效果,修辞期待的正是转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两个学科分支对转喻机制的共同聚焦。与隐喻作为研究热点受到的关注相比,转喻的许多基本性质学界至今并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作为对比的基础。
  1.转喻仅仅只是指代吗?
  在学界的普遍认识中,转喻的主要功能是指代(借代),莱考夫(Lakoff)把转喻看作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中的代替关系,在他和约翰逊的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和转喻是不同类型的过程。隐喻主要是将一个事物比拟成另一个事物,其主要功能是帮助理解。而转喻的主要功能则在于指代,即用一个事物来代替另一个事物。”(莱考夫、约翰逊2015:33)虽然作者接着又指出“转喻不仅仅是一种指代手法,它也能起到帮助理解的作用”,但是显而易见,在作者眼中这种“帮助理解的作用”也是在“指代手法”的范围内实现的,它并不像隐喻那样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作者接着对转喻展开具体讨论时,所举出的例证也毫无例外全都是指代。
  然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指代(借代)功能并非转喻所特有,隐喻中的借喻所实现的也是这样的功能。如:
  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鲁迅《故乡》)
  只要觉得杨二嫂像“圆规”,就可以用“圆规”去指代杨二嫂,形成“(圆规)显出鄙夷的神色”的说法。显然,如果我们局限于转喻≈借代这样的认识,就无法从功能上将转喻与隐喻区分开来,当然也就无法真正了解转喻的本质。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当我们广泛地、全面地探寻隐喻的各种性质各种功能时,为什么对转喻却停留在指代上裹足不前,而不是和探寻隐喻一样去全面探寻转喻呢?
  如果我们局限于从指代去认识转喻,修辞的转喻研究就很难有更大的进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影响到我们用转喻解释语法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论证,转喻的功能以及它的语言表现和隐喻一样丰富多彩,我们不应由于偏见将这种丰富多彩遮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2.转喻的机制:两个认知对象间的邻近共存与凸显可及
  我们认为和隐喻一样,转喻的本质也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莱考夫、约翰逊2015:3),但是和隐喻不同,隐喻的帮助理解和体验靠的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转喻靠的却是邻近性,具体而言就是两个认知对象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的邻近共存以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的凸显可及。
  邻近共存导致我们将两个对象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认知。认知活动通常不是孤立进行的,当意欲认知的某一对象出现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中时,往往会发现它处在与另一对象密切相关的关系中,或者是空间关系———这意味着它们相邻着同时出现;或者是时间关系———这意味着它们先后紧接着出现(因果关系就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以至可以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这就是邻近共存。整体和部分逻辑上虽不是两个对象,但是在常识性的思维中人们总不免会把它们分离开而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所以也可以视作一种邻近共存。
  但并非任何邻近共存的两个对象之间都会发生转喻关系,邻近共存只是转喻形成的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对象在认知上必须是不均衡的,作为我们意欲认知的对象其上缺少明显的特征,使它或者它的某种性质难以彰显出来,而与之相邻共存的对象却有认知上的优势,不仅凸显着某些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恰恰反映着认知对象上我们所期待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具有可及性,所凸显着的特征一旦被激活就会延伸到认知对象上,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验认知对象。这就是凸显可及,也就是邻近的两个对象之间有一个“心理通道”,能使一个对象凸显的特征,成为我们理解体验另一对象的出发点。必须强调的是,转喻中无论是空间的邻近还是时间的邻近,都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质对象间的时空关系,也可以是体现在抽象事理中的时空关系,语法研究正是基于后者获得了强劲的动力。
  3.隐喻的双域性与转喻的单域性
  这里的“域”,指的是认知域,也就是为了一次认知过程的完成,与认知对象相关的知识在我们大脑中临时组织起来的模式化表征,也称之为认知模型。
  隐喻的完成其实是两次认知过程的组合,一次是关于本体的,它的认知域称为目标域;一次是关于喻体的,它的认知域称为源域。目标域是现实的,相关知识组织起来是为了对当下话语情景中的认知对象也即本体的理解;源域则通常是非现实的,知识的临时组合是为了理解因为与本体相似而从我们的经验储存中被激活的喻体。将这两个域组合成一个隐喻过程的手段就是映射(见下一小节),为的是用源域的经验模式来感知、理解和解释目标域。
  转喻则是单域的,因为它的本体和喻体都是现实的,都在当下的话语情景中,因为邻近而被我们同时认知。由此我们可知,转喻没有源域与目标域,而只有源概念(对象)与目标概念(对象)的区分,转喻的实现就是要用源概念去帮助我们“理解和体验”目标概念,依靠的是源概念的“凸显”对目标概念的“可及”。
  因此,隐喻是依靠两个认知域之间的关系实现的,转喻是依靠一个认知域的内部关系来实现的(李强2018;范振强、郭雅欣2019;陈禹、萧国政2019)。
  按照学界对认知域的认识,任一概念都应有自己的认知域,那源概念和目标概念有没有自己下位的认知域呢?如果有的话,它们又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国外有学者提出认知域有次和主的区分(李福印2008:147),但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这也正是当前转喻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同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下面从转喻的单域性展开论述。
  4.映射与投射: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
  无论隐喻还是转喻,都需要“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莱考夫、约翰逊2015:3)。关于这种“通过”的方式,从源域对目标域的映射是一种很有解释力的选择。
  我们知道映射是一个来自数学的概念,指的是根据两个集之间元素相互对应的关系而将一方特征转移到另一方,二者之间有对应性。在隐喻的双域间使用映射的概念是恰当的,因为隐喻依靠的是相似性,相似性可以表现为两个集合之间的对应性———两个对象在这一点上相似,可以推断在其他点上也相似,因而可以把这一对象的经验用映射的方式推广到另一对象。
  然而由于双域和单域的客观存在,导致映射无法在单域的转喻中实现。学界目前往往对转喻也使用映射的术语,如范振强在《具身认知视域下的转喻动态构建机制》一书中就使用了该术语,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转喻只有单域,它的源概念和目标概念只涉及两个个体在一个认知域中的关系,并无两个认知域之间的集合关系可言。
  相比而言,我们认为使用“投射”这一术语比“映射”更合适些,投射一词源自弗洛伊德,原先表示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指把自己的性格、态度、动机或欲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在认知科学里,投射就是“只是根据主观经验的指向将一方特征转移到另一方,二者之间没有对应性而只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共享”(陈祉妍1999:54 58)。转喻正是如此。转喻依靠的是邻近性,因为两个对象空间或时间上邻近,使得我们能将其视为处在同一认知域中的一个整体,一方的性质特征也就成了与另一方共享的性质特征,因而能将这一对象的性质特征转移到也即投射到另一对象上去。
  二、修辞中的转喻与语法中的转喻之比较
  我们尝试从两个方面———转喻的语言表现形式和转喻的研究方法,在修辞和语法之间进行对比。
  1.转喻的语言表现形式:语法的单一与修辞的丰富
  如上所述,转喻就是在同一个认知域内彼此有邻近关系的对象之间,显著度高的一方将自己的性质特征投射到另一方的过程。指代(转指)其实就是投射的一种方式———不仅将自身的性质投射到了对方之上,同时在指称上转而取代了对方。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投射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不是只有指代一种方式?对指代这种方式而言,是不是还会有更加丰富的内部差别?
  无论是在语法结构、语法的运作机制,还是在语法化的研究中,我们基本上看到的都是转喻的投射在指代(转指)功能上的实现,例如“的”字结构的出现就是对相应所指对象在指称上的替代(沈家煊1999),而在大量关于受事宾语(如“吃食堂”之类)、工具主语(如“奔驰闯进了小超市”)的研究中(王占华2000;胡方芳2016等),研究者们关注的也都是这些语法成分指代的是什么?而在语法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也是一个新的语法形式是因为指代了什么而形成的,例如表示客体“消失”的“掉”就是因为“脱离”是“消失”的一部分但显著度高于“消失”,结果被表示客体“脱离”的“掉”所转指而形成(刘焱2007等)。
  那么,语法中转喻的表现形式确实只有指代吗?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去关注转喻的投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种语法形式的性质而不是代替了它,会不会就有更多的形式被发现?我们尚未由此出发去考察语法,但是从这种眼光出发去观察修辞中的转喻,就会发现转喻的各种功能都已经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开放性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已有学者运用对称的方法,发现凡隐喻(比喻)可能具有的表现形式,转喻同样具有(刘大为2016:154—172)。但转喻的形式其实远不止于此,这里再通过一些语例略加梳理。
  (1)当一个游子想他家乡的时候我猜想它是像菜花一样金黄(圣野《感情什么颜色》)
  (2)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3)(居里夫人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梁衡《跨越百年的美丽》)
  (4)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
  前两例都不是指代(借代),形式上倒是与比喻中的明喻非常相像,但经过分析我们会将它们和借代一样归入转喻:(1)例中“家乡”为什么会“像菜花一样金黄”?“家乡”与“菜花”并没有相似点,唯一的理由是家乡到处都种着菜花,菜花和家乡就有了空间上的邻近关系,因此我们也就能说家乡“像菜花一样金黄了”。同理,汽车能“和司机一样”,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是两个事物之间的邻近关系而不是相似性。
  而(3)(4)两例很容易被认为是比喻中的暗喻,可是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比喻的相似性(如“居里夫人”和“放射线”本身并不相似),将本体与喻体联系起来的倒是科学定理与定理的发现者、乡愁与生发乡愁的地域间的邻近性,属“邻近共存”,显然也属于转喻。
  如果说以上四例中的“像”“和”“变成”以及“是”反映了转喻中源概念对目标概念的投射过程,那么以下两例反映的则是源概念的性质特征投射在目标域概念上之后的情况:
  (5)(我不是美食家,但因为教学)搜罗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些都是油腻腻的,旁人不屑一顾。(逯耀东《肚大能容》)
  (6)乌篷船摇碎江南的早晨,采莲女子湿漉漉的笑声,接二连三地落向叶面,花间,水里……(晓寒《荷风吹彻》)
  “油腻腻的”和“湿漉漉的”都属于源概念,因为内容和载体的邻近以及同一行为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邻近,前者得以投射到“资料”上,后者则投射到“笑声”上。同样下例中的“口袋”能得到“一蹲”的表述,也是它和“人”的临近关系导致的:
  (7)(一个干瘦老头儿说书,只要听上几句,就给粘住)十大几里远,背着粮食来赶集卖粮的老汉,不去粮市,连人和口袋往说书场一蹲,一直到散集,再原封不动地把粮食背回家去。(韩羽《听书》)
  即使是指代(借代),转喻中也有许许多多不曾被我们注意到的样式:
  (8)(江南人说什么都是一个吃字,吃饭,吃茶,吃烟,吃豆腐,吃亏,吃生活),连周作人那种人,写起文章来,也是动不动就吃吃吃的。(后来跑到东京),看见满街的吃茶店,才恍然,原来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也在吃吃吃。(石磊《吃茶店》)
  还有许多其他形式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转喻:
  (9)今年夏天,毅然放下一切,脱掉台湾贴身的炎热与喧闹,去纽约探望长女珊珊:其实也就是去高纬避暑,不,纳凉。(余光中《萤火山庄》)
  (10)老街上的旧时光,在块块砚台和石板里,也在深色的木门窗里严丝合缝着。(阮文生《舌尖上的徽州》)
  上文只是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转喻类型而已,但仅就这几例,已经可以一窥修辞转喻语言表达的丰富多彩。那么,与之相比,语法中转喻的语言表现形式是确实仅仅只有指代,还是说我们大多只关注了指代呢?换一种眼光去关注投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种语法形式的性质,而不是代替了它,也许会有更多的形式被发现。这些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去研究。
  2.转喻的研究方法:语法与修辞研究的倚重点不同
  话语情景指的是被语言描述的世界中的各种事实,思维逻辑则是认知域对情景中各种事理关系的逻辑刻画。任何转喻的使用都离不开话语情景中事实上的邻近性以及它们背后逻辑关系上的邻近性,我们正是把握了后者才能清晰地认识到前者,但是在修辞和语法中,它们得到的倚重程度并不相同。
  人们在理解语法中的转喻现象以及研究者在思考它们时,邻近关系只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被把握的。使用者只关心它们的存在是否能帮助自己对一些语法形式进行区分,以便运用它们组织上下文。且在大多数情形下,对这些邻近关系的利用已经熟练到可以下意识地进行,使用者通常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及如何起作用的。只有在研究者的分析程序中,它们才会清晰地呈现为一个认知域中种种关系的逻辑形式,邻近关系已经显示为一种可推导的蕴含关系,语法中的转喻就在这种蕴含关系中逻辑分明地展现出来。
  例如,因果关系就是最直接的邻近关系,后发生的事总是以先发生的事为原因的。《诗经·小雅》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其中表示事情已经发生的“既”,与《敦煌变文集》“既能来至道场中,定是愿闻微妙法”中表示事情原因的“既”,它们之间就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加上它们之间有过渡性的用法辅证,其转喻关系就清楚地呈示出来,因而可以断定后者是用前者进行转指的结果(沈家煊2006)。
  类似的,在我们研究“刚”的语法化过程中,也发现原本表示“行为强硬”义的“刚1”之所以会用来转指表转折的“偏偏、却”义的“刚2”,其中就有转喻的两个环节。首先“行为强硬”是因,导致的对行为接受者的“反意愿实现”是果;其次,“反意愿”当然是指结果在期待之外的,现在这一结果却是“偏偏”实现了,其中蕴含了表示受事者情感态度的转折义“偏偏、却”。以下语例中,例(11)(12)中的“刚”就是表“行为强硬”的“刚1”,后被用来转指表转折的例(13)(14)中的“刚2”:
  (11)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全唐诗卷七八三·悼妓诗》)
  (12)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唐·冯衮《戏酒妓》)
  (13)溪云洞鸟本吾侪,刚为浮名事事乖。(唐·皮日休《醉中偶作呈鲁望》)
  (14)花本无情,刚被诗情恼。(宋·姚述尧《点绛唇·月夜独坐赏岩桂》)
  这样的转喻关系往往还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不同的转指。如古汉语中“澭水暴益”中的“益”为“益”的本义水“漫出来”,可转指为“漫出来”的原因“增加”,并进一步虚化为“程度深”;而另一个方面,因为水“益”(漫出来)是一个渐次增加的过程,蕴含着“渐成”义,也可被“益”所转指,表示情况和状态的逐步形成(李永、李冠男2015)。甚至转指关系可以连续发生而形成转喻链,例如“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中的“许”,就可以从“许可”义开始顺次推导出“相信”“期望”“推测”等义而不断被转指,从而成为一条链(沈家煊2006)。
  研究语法中转喻的方法还有许多,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把转喻关系从具体的情景中抽象出来,在相应的认知域中提升为一种可以把控的逻辑蕴含关系,这当然与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明高度抽象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运作的有关,而这种目的催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把语法转喻推入了语言科学研究的程序。
  与之相比修辞对转喻的理解和研究就更倚重于转喻发生时话语情景中的事实关系了,正如莱考夫、约翰逊所言,“转喻概念的经验基础要比隐喻更明显,它总是有直接的物理联系或者因果关系”(莱考夫、约翰逊2015:40),而修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再现转喻在话语场景中的生动表现。这与语法对抽象关系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
  (15)奇怪,“玫兰妮”又笑起来,鸟也跟着又叫,他这才明白那鸟是假的,是什么引起的叫声,就问卖不卖!她说卖,本来卖20元,您喜欢,15元给你。(金学种《山上山下》)
  此例中,“玫兰妮”代指管报摊的姑娘,产生这种转喻的原因在于对陈述者“他”或者“作者”来说,管报摊的姑娘长得像电影人物“玫兰妮”。这种转喻是基于二者事实上的相关联性。但这种事实上的邻近性非常依赖说话当时的情境。一旦脱离了这种情境,这个关于“玫兰妮”的转指就是不成立的了。
  三、修辞转喻研究面临的困惑
  即使是在话语场景中的转喻,也需要在一定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操作中才能得到分析和解释,而当代认知语言学提供的一些研究理念研究模式并不适合它。我们在第一节的第2小节中指出,转喻的机制在于“两个认知对象间的邻近共存与凸显可及”,这其实就依赖于邻近性和可及性这两个关键概念的阐释:邻近性是如何让两个认知对象临时组成为一个认知上的同一体?可及性又是如何让对象之一的性质特征投射到另一对象上去,也就是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心理通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在这两方面其实并没有提供很好的理据。
  首先,邻近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仅用空间和时间上的接近,再加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不能充分准确地解释它。如何理解“邻近”很难拿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解释一个转喻时我们经常只是模糊地感觉到有邻近关系的存在。例如在一种主观体验与一个客观实物之间:
  (16)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余光中《乡愁》)
  “乡愁”与“船票”之间的邻近关系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我们只能用常识来模糊地描述二者的关系,却缺少一个将它们放在某种认知域内加以分析的模式,确切地指出“乡愁”与“船票”是在什么规律的作用下会必然地形成邻近关系,又属于邻近关系中的哪一种类型。
  其次,一旦将时空的接近扩展到事理的层面,也就是逻辑的蕴含,推理的因果也是一种接近关系,那么这种“接近”就过于宽泛,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接近性”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在同一话语情景中的任何两个对象之间,我们都可能找到让它们“接近”的理由。
  而如果邻近性无处不在,那么转喻也就无处不在,像“我看了一本书”“我打了一个球”“我吃了一个苹果”都成了整体代部分的转喻,不然就应该是“我的眼睛看了一本书”“我的手打了一个球”“我的嘴吃了一个苹果”(不少学者正是这样分析的),甚至是我的“牙”我的“胃”吃了一个苹果。又如:
  (17)(出租车居然是很破的奥拓,走了一半就左右打摆子)人家全没当回事,从后备厢里掏出几个螺丝帽扭上,再用扳手使劲敲了敲,就到了西安。(唐森《羊肉泡馍、女人和秦腔》)
  (18)蔻蔻是个小美人儿,十二岁就常有男孩吹她的口哨。(严歌苓《拖鞋大队》)
  以上两例也可以轻松地解释为转喻,因为修理过程与行车过程有时间上的邻近,吹口哨与挑逗的行为也有方式与目的的时间上的邻近。
  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相似性其实也是一种邻近性,它们对于相似赖以发生的某些特征上就是一种事理上的邻近,这样转喻就又可以将隐喻囊括进来了。
  如果一种概念越是宽泛或者包罗万象,那么相应的,它在学理上的解释力就越低,停留在这种状态中的转喻概念对于修辞研究来说是缺少理论价值的。遗憾的是,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尚无法从认知语言学的进展中获得借鉴,一些论著在谈到转喻时只是在大量列举邻近关系可能导致指代的实例而已,例如生产者与产品、使用品与使用者、操纵者与操纵物、机构与负责人等等(莱考夫、约翰逊2015:34),却少有对邻近关系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论上的探索。
  另一个问题则是转喻的源概念与目标概念之间的心理通道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指出,并非两个对象之间有了邻近性就一定会形成转喻,转喻是有特定动机的语言现象,但是怎样的动机与怎样的邻近关系相遇就能形成转喻,其中的规律性我们却知之甚少。
  比如有邻近关系的两个对象为何其中一个会成为源概念对象,而另一个则降为目标概念对象?在此我们无法像隐喻一样用现实与非现实来区分。凸显与非凸显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中还有更为复杂的语用动机值得探究,例如转喻中源对象和目标对象可以处在不同的关系中,形成不同的转喻类型,而其中指代类型发生的条件究竟是什么,我们目前尚无法解释。
  比如“穿着马褂的人走了过来”就可说成“马褂走了过来”,因为源对象“马褂”可以指代目标对象穿着马褂的人。但是,为何在例(16)“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中,源对象“船票”却无法去指代目标对象“乡愁”,“我心中有满满的乡愁”就不能说成“我心中有满满的船票”?对此,认知语言学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办法。
  有了“源”与“目标”的定位,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源概念对象对目标概念对象的投射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认知语言学告诉我们映射依赖于两个认知域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投射只发生在一个认知域内,但源对象的性质是如何“投射”到目标对象上去的?对修辞的转喻而言还是个难题:
  (19)(母亲在洗菜,从厨房那边传过来哗哗啦啦的流水声)那绿绿的声音使我觉得饿了。(陈染《沉默的左乳》)
  (20)(阳光把雨露蒸起来)懒洋洋的长椅上半睡半醒的老人们默默自语。(陈染《嘴唇里的阳光》)
  例(19)中,虽然说在“洗菜”的行为中菜的绿色与流水的声音处在同一个认知域中,但是凭借什么机制,视觉上菜的绿色会投射到听觉的水的声音上?形成的“那绿绿的声音”又该如何从认知上加以解释和体验?同样,下一例(20)中“老人”与“长椅”邻近,老人的特征“懒洋洋”就被投射到了“长椅”上,但具有“懒洋洋”特征的“长椅”并非隐喻中的拟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没有生命的“长椅”如何接纳需要生命度的“懒洋洋”的特征?目前,隐喻映射中源域对目标域的作用机制,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但转喻投射中源对象对目标域的作用机制,认知语言学还没有合适的理论对它进行解释。
  四、结语
  修辞中的转喻和语法中的转喻,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比较。
  例如在语言表达的效能和效果上,语法转喻更侧重于表达中的效率和经济性,因而出现简化的趋势;修辞转喻则更侧重于语言表达在可体验性、陌生化等方面的效果,从而增加了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理解的难度。
  又如在对转喻的认知处理上,修辞倾向于线上处理,语法倾向于线下处理。线上处理指的是话语理解时其中一些语言成分的意义构成或构成方式对理解者来说是新的,需要即时进行心智处理才能获得,语言理解才能顺利进行;线下处理指的是语言成分的意义构成或构成方式是熟知的,早已在线下打好包储存着,在线处理时只要整体激活便可以投入使用。转喻属于语言的创新,但创新程度在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修辞转喻的创新立足于个案的不断发生,其中的每一个对理解者而言都是陌生的,因而都需要在线处理。这样增加了心智的耗费,但也带来了理解的深度和体验感。语法转喻的创新只在于新语法形式或结构方式的形成,一旦形成之后就作为一种可以重复操作的模式打包储存着,随时可以激活使用,无须临时再进行心智处理。这样带来的就是高度的效能。
  同是转喻,修辞和语法之间也会有更多的相同点被发现。转喻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非语言领域中的邻接所引起的演变”(霍伯尔、特拉格特2008:109),也就是话语情景中认知对象实际邻近的事实反映在语言的语义层面上所引起的转喻;一种是短语中(正)被使用的词往往形成语境的成分而造成转喻,也就是邻近关系来自话语中语言单位与语言单位的空间距离,这就是语言符号层面的转喻。通常所说的修辞转喻都属于语义层面的转喻,但是在谐音等修辞方式中,进行的却是符号层面上的转喻。语法转喻比较复杂,有人认为这些意义的转喻对语法化研究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更受到重视的是符号层面上的转喻,例如从一个语言单位中取出一个成分,以该成分来转喻整个语言单位,如表示“一定”“偏要”的副词“非”,就是从“非……不可”框架转喻而来的(李永、李冠男2015)。
  但对本文而言,与语法的对比分析主要在于发现修辞研究转喻的优势所在与劣势所在。正如本文第二节所强调的,在对比中我们既看到了修辞转喻在语言形式上的丰富多彩,也看到了修辞转喻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及修辞转喻研究所面临的困惑。期待修辞学的转喻研究在发挥优势,改变劣势中前进。
  参考文献
  陈望道1997《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禹、萧国政2019事件转喻及其基本类型与篇章限制,《当代修辞学》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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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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