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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全其美: 双语教学的理想目标
发布时间:2015/8/24

   作者介绍: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以及中学语文教学。发表论著十余部,包括《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合著)、《虚词》(合著)、《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现代汉语句法论》、《陆俭明自选集》、《现代汉语基础》(合著)、《现代汉语基础自学辅导》(合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陆俭明选集》、《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合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等。     

  一、双语教学的必要性、重要性 

  何谓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从教的一方说,是指对教学对象进行两种语言的教学; 从学的一方说,是指接受两种语言的教学。当今需要关注的双语教学,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母语-外语”型双语教学。这是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双语教学。 

  第二种类型是“母语-国家通用语言/主流语言”型双语教学。如我国各少数民族所开展的双语教学和新加坡开展的双语教学。 

  第三种类型是“母语方言-母语共同语”型双语教学。如我国对各汉语方言区的人所开展的普通话教学。 

  前两种类型,属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双语教学,第三种类型是同一个语言内部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双语教学。 

  各个国家双语教学虽情况各异,但都会面临如何顺利实施双语教学这样的任务,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现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化、全球化、人类逐步走向太空的信息时代。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大普及,带来了全球性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观念流,而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交往日益频繁、交流日趋多样化。显然,这种时代变化,要求个人与国家要具备更高、更多元的语言能力。 

  公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并不只指其母语口语能力,主要指其母语书面语(如果有书面语的话) 和外语的素养与能力。现实已经表明,个人的语言能力已关涉到其本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与他人竞争的一个先决性条件。21 世纪初,《解放日报》曾发表过一篇调查语言能力与薪资关系的报告。发稿记者将人的语言能力分为上、中、一般三个等级,调查结果显示,语言能力上等的薪资收入跟语言能力一般的薪资收入比为:51。在招聘工作中,招聘单位对应聘人员的考核测试,首先考察的不是应聘者的专业知识,而是应聘者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公民个人语言能力的强弱会直接影响民族素质和国家人力资源质量与水平,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的创造力、发展力和竞争力。因此,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先生在 21世纪来临前夕,提出具有远见和前瞻性的观点“21世纪的年轻人起码要掌握三种语言,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家的语言能力,首先指社会整体的母语素养与水平以及外语能力与水平,同时也指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国家对整个语言教育、对语言人才管理的能力。客观现实和各国的发展情况表明,语言与国家地位、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与科技创新、语言与社会文明以及语言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语言能力的增强将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内在凝聚力、号召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功能张力将空前释放,日益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1]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家的发展更需要强大的语言能力的支撑,因为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跟信息资源的储备和利用、国际空间的开拓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正比。任何国际交往和国际利益的争取与维护,都需要相应的语言支持,否则就会处于不利的形势之中。据欧洲委员会20072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1%的中小型企业因缺乏语言的多样性和国际交流能力,而损失经济利益,平均每家损失约为32.5万欧元。[1]显然,国家的语言能力已关涉到国家软、硬实力的提升问题,语言能力的强弱将逐渐成为国家强弱盛衰的一种表征。因此,每个国家都不能不重视语言问题,都不能不重视语言教育问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提出了“语言战略”的概念,成立相应的机构,提出相应的对策。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就推出《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在军队也推出了《国防部语言转型路线图》,并宣称:“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外语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英国一改过去只重语言输出的做法,也推出了新的“国家语言战略”,提出了“全民学外语,终身学外语”的口号。欧盟2003年发布了《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性行动计划》,大力推动多语言学习,目标之一就是促使欧盟民众能够熟练使用两种外语。澳大利亚推出了“学校语言计划”。日本近期也颁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从2013年起将小学英语课开课时间由五年级提前到三年级。东南亚各国也都积极推动双语教学,甚至多语教学,菲律宾政府2009年开始就推出了“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教育计划”政策;2012年开始实施《“依据母语学习多种语言的教育”方案》。[1] 

  鉴于这样的形势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466-7日在中国苏州市联合举办了“世界语言大会”,其目的就是要唤起各国政府重视语言能力和语言教育问题。大会代表围绕“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这一主题,就“语言能力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语言能力与语言教育创新”、“语言能力与国际交流合作”等三个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后形成了《苏州共识》,对语言的社会功用作出新的阐释———语言不只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是人类相互沟通理解的钥匙,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 

  不难看出,政府开展双语教学,个人接受双语教学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两全其美———双语教学的理想目标 

  从“单言单语”进到“双言双语”甚至“多言多语”,这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双语更是“当今多民族、多语言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模式”。[2]开展双语教学,关系到国家和个人语言能力、语言素养的提升,已逐渐成为国家和政府的紧迫任务。但真要使双语教学既利于国家,也利于民生,必须如国际双语学会会长戴庆厦教授所指出的,“遵循两全其美的原则”①。“两全其美”,这一原则要求双语教学的实施既让学习者掌握好目的语,同时能维护和继续保持自己的母语。但具体说来,不同性质的双语教学,还有不同的具体情况。 

  ()“母语-外语”型双语教学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双语教学。各个国家和政府都应该鼓励尽可能多的国民学习、掌握一种乃至多种外语。这是因为当今任何国家的发展不能不依赖国际的支持。如今不愿走向世界、竭力闭关自守并排外、坚持自给自足的国家,已不复存在了。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它必然走向日益贫困。就现实情况看,各个国家都只是一部分人学习掌握外语。对于“母语 - 外语”型双语教学,如用“两全其美”即“母语的语文好外语也好”这样的要求来衡量,这样的人太少了。能做到一种语言好就算不错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整体的母语语文素养与水平滑坡,而外语也没怎么学好,水平普遍不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笔者将在后面对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种现象,高校外语学院或外语专科学校普遍存在不重视母语水平提高的问题,以为学好外语就行了,殊不知如果母语素养不好,母语水平不高将严重影响学习者日后的外语水平。 

  ()“母语-全国通用语/国家主流语言”型双语教学 

  这类双语教学出现在两类国家:一类是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且已立法规定某个民族语为全国通用语,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 另一类是也是多民族、多语种国家,但法定的主流语言不是国内大的族群的语言,而是国际上的某种通用语,新加坡就属于这样的国家。 

  先说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双语教学状况。我国已立法规定普通话、规范字为全国通用语言文字。这样,各少数民族就面临“母语-全国通用语”的双语教学,而在民族自治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也面临“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从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看,都要朝“两全其美”的目标发展。宪法也好,《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好,以及其他关涉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问题的法律法规也好,都明确规定,全国推行普通话、规范字,全国各民族公民有学习使用普通话、规范字的权利;同时也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②。双语教学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可是,真要切切实实地实现“两全其美”的目标还是很艰难的。且不说个别地区由于个别举措不当曾引发不小的矛盾与风波;就是普遍开展得好的地区,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强势的普通话冲击下少数民族母语发展在青少年一代普遍地受到影响。目前在民族地区开展的双语教学大致有这样四种情况:[2]

    第一种:本民族没有文字,这些民族“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开展教学”。 

  第二种:有的民族,如纳西族、水族等,虽有自己的文字,但自己的文字不常用,结果“就只能是全部或部分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 

  第三种:民族杂居地区,没有条件按民族分班,只能不同民族孩子混合上课,这样也就只能使用汉语文开展教学。 

  第四种:比较大的且有自己的文字、有本民族教师的民族,可以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开展教学。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民族语言本身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居于优势地位的汉语的冲击。这种冲击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的冲击,而是自愿接受的冲击。现在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接受汉语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以便在学业上、科技文化掌握上赶上甚至超过汉族地区的孩子,以利于今后找到更为理想的工作。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从整个地区到各个家庭,到个人,要摆脱贫困,要发展,要走向富裕,必须学汉语,必须走出村寨,走向东部发达地区或去东部学习深造后再回到本地区发展自己家乡的经济、科技,或经商于东部和本地区之间,或直接在东部工作。因此,民族地区青少年学汉语已经并正在逐渐成为自发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且得到多数家庭的支持。从1949 年到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所经历的“从边疆语文教学转为民族语文教学”到“从民族语文教学转为自行选定式双语教学”到“从自行选定式双语教学转为集体约定式双语教学”三次转型,[3]也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而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对母语的冲击———母语只成了一般生活用语,而政治语言、经济语言、教育语言、科技语言等都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汉语。 

  至于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虽一再提倡,也采取一定措施,但因并无硬性法规,也就只能完全取决于个人勤勉程度,谈不上能达到“两全其美”的目标。 

  现在看新加坡。新加坡1965年取得独立,并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国。当时,有四大族群———华人、马来族人、印度族人和欧裔族人,华人人口约占80%(现在只占到74%),欧裔族人只占0.43%。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要生存、要发展,必须面向世界,走向国际。所以当时的国家领导者就确立了以英语为主流语言(或称顶层语言),规定外交语言、政府语言、经济语言、教育语言都用英语,同时要求学好母语,以传承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实行“母语-英语”双语教学政策。这个语言政策很英明、很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外交的发展。应该说新加坡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到80年代初就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其正确的语言政策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也出现了老一辈华人不愿看到的但又无法避免的局面,那就是由于主流语言是英语,对个人而言,无论工作、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直接受其牵制,不可避免地普遍将英语学习放在首位,久而久之,不可能不影响母语的发展。新加坡资深语言学家周清海教授感叹说:“新加坡四十多年双语教育的结果,是使新加坡人普遍向英语认同,最近,年轻的新加坡人甚至在英文报上提出‘英语是我们的母语’。”[4]而这也迫使政府于2004年推出新政策———“报读大学华文第二语文成绩只需达到所定的最低水平,分数不再算进总分等等。”[5](P208)而这进一步造成华语语文程度普遍低落,以致使老一辈新加坡华人面临一种忧虑:“英语会不会逐渐被新加坡人认为是自己的母语?”[4] 

   这样看来,在“母语-全国通用语/国家主流语言”双语教学进程中,“语言的实际功用及其效应”必然凸显全国通用语/国家主流语言,而母语逐步退居第二位。双语教学的实践告诉我们,“掌握双语是不容易的”。[6](P75-88)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

   ()“母语方言-母语共同语”型双语教学 

  严格说来这不能叫“双语教学”,因为就方言本身不存在“教”与“学”的问题,只是方言区的人单向学习共同语而已。如我国,从“教”的方面看,是在方言区大力推广普通话; 从“学”的方面看,各方言区的人努力学习普通话。我国汉语历史悠久,方言复杂,一般认为有七大方言区。就口语来说,如果各个方言区从未学过普通话的人聚在一起,难以进行言谈交际。所幸的是,我国书面采用的是超越时间、空间,超历史、超方言的汉字,这为“十里不同音”的汉民族的书面交际提供了方便。方言的隔阂严重影响各地交流,不利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与交流,因此必须以国家行为法定推广普通话,而且坚定不移,无时间限制。将近六十年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73%3。这应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国家一再正式强调,推广普通话并非要消灭方言。但是,我们看到,2005年上海“两会”期间出现了“拯救方言”、“保卫上海话”等口号;2010年在广州、香港又出现了“保卫粤语”、“捍卫粤语”的风波;2010年前后在报上、网上更围绕“保护方言”问题展开了不同观点的大讨论,讨论各方都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如一方说有人借推普搞“语言霸权”;一方则说“方言保护纯属无稽之谈”。这说明,在推普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与不同观点的碰撞。我们认为,对于推普首先要充分肯定,而且必须继续坚持;同时,对推普中的有些举措、规定(如规定普通话要成为校园语言)也可以反思、讨论。必须明确,推普是国策,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广;同时要明了推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不同方言区的人之间的言谈交际,不应要求非要达到多么高的要求。再则,语言具有情感性,方言本身又是“语言的活化石”,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承载者,我们不能只看到“方言”对交流不利的一面,也要看到“方言”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因此,我们在推普过程中,所提出的要求、所实施的举措需尽可能恰当,力求达到既克服“方言”不利交流的一面,又不影响方言的存在与发展,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以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 

   语言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语言和谐和双语共生建设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在当今时代,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如若轻视、怠慢甚至抗拒双语教学,只能自受其害。但“两全其美”这只能是双语教学的理想目标。然而,虽然“两全其美”只能是双语教学的一个理想目标,但是强调和坚持“两全其美”这一目标,有积极意义。

    三、双语教学方法之反思 

  前面我们在谈到“母语-外语”双语教学类型时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存在母语语文滑坡和外语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觉得,教学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是:大量阅读、大声朗读、强化背诵,同时在教师指导下从模仿写作到有创意的写作。这一古老的语言教学方法,现在基本放弃、失传了,取而代之以形形色色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所谓教学法。当今只在少数国家还基本保留着,最突出的是以色列。其实传统的语言教学法虽古老,但是很科学。 

  母语教学,主要是识字,学习掌握从小未知的母语书面语,因为只有掌握好母语书面语才能不断接受高素质的教育,包括历史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道德品行教育。外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主要是学习掌握自己不熟悉的另一种语言,让自己长一副翅膀,能飞得高、看得远。而学语言,学习母语书面语也好,学习另一种语言也好,都不是靠接受理论知识所能掌握的,主要是靠在大脑深处积累丰富的语感。那么如何能在大脑深处积累丰富的语感呢?语感,也就是感觉,是很重要的。一个优秀的老司机开车凭的是感觉;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飞机起降凭的是感觉;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说过,在比赛过程中,对来球如何回接,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完全凭的是感觉。司机也好,飞行员也好,乒乓球运动员也好,支配他们行为的感觉从何而来?就是在长期地、不间断地训练、“实战”中获得的。一个人全面综合的母语语文能力、全面综合的外语能力,怎么获得的?就是在不间断地大量阅读、大声朗读中,在背诵中,在不断的写作中,不断积累丰富的语感而成的。这一点,我们的先辈和前辈,一直以来都强调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 

  唐代诗圣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是宋代大文豪,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庭坚的岳父孙莘老就写文章之事曾请教欧阳修,欧阳修说:“无他术,唯勤读而多为之,自工。”(没别的办法,只有勤读书,而且多读多写,这样自然就会善于写作了。)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她百岁生日时,有记者采访她,她说了这么一件事:她父亲思维敏捷,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为《申报》写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请教秘诀,她父亲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7]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所写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是王勃的即兴之作,却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千古传诵的名句,成传世名篇。在短短的700多字里,用了25个典故。试想,如果王勃不熟读古代经典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即兴撰写出这样的传世篇章吗? 

  前辈先贤的语言实践,当今学者的实际语言生活,都说明一个道理,要提高母语的语文素养和语文水平,提升外语的素养与能力,没有特别的好办法,重要的是要多读书、读好书、勤写作。看来母语语文教学也好,外语教学也好,在教学上得返璞归真。 

  现在一般都很重视教学法,这无可非议。但是正如马真在《教有法,教无定法》一文中所指出的,“现在比教学法更重要的东西普遍地给忽略了”。[8]什么是比教学法更重要的东西呢? 一是汉语教师应有高度的教育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二是自己肚子里要有货。自己肚子里有了货,而且是丰富多样的货,就能自若地针对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对象、不同学习程度等,灵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就能在教学中做到游刃有余。母语语文教学也好,外语教学也好,“教无定法”,但“教有定则”,这“定则”就是老师尽可能少讲,尽可能引导学生多读、多看、多讲、多听、多写。现在普遍的问题是老师讲得太多。[8] 

  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蓬勃而健康地开展双语教学,其先决条件是,从上到下要树立语言意识,要树立正确的双语教学理念。“做好双语教学建设重在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够客观地认识双语教学的本质及其作用,就会有科学的对策与措施,也就能排除干扰,把握好科学的双语教学的方向。”[2] 

      释: 

  ①选自戴庆厦教授在2011321日云南玉溪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双语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②选自我国《宪法》第4条。 

  3数据来自《语言战略动态》2014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赵世举.语言与国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2]戴庆厦.科学推进双语教育建设的几个认识问题[J].双语教育研究,2014(1). 

  [3]周庆生.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学模式的三次转型[J].双语教育研究,2014(2). 

  [4]周清海.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语文教学里的文化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1). 

  [5]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周清海.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东南亚华人的语言困境[C]∥周清海.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 

  [7]杨  绛.杨绛百岁答问:坐在人生的边上[J].周末文刊.2012(7). 

  [8]马  真.教有法,教无定法[J].世界汉语教学,2014(4). 

   (本文刊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5卷第3期P.1-5,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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